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十个坚持”系统回答“为什么建、建什么、怎样建”生态文明，以“四个重大转变”和“五个重大关系”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从文明范式转变的高度，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守正创新：树立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

　　人类既来源于自然又改造自然，二者相互依存、辩证统一。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基础，反过来又对超越其承载限度的开发活动作出“惩罚式”回应。这一科学自然观奠定了把生态问题置于社会发展总体框架中考量的理论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等原创性命题，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严厉治污到系统治理，从能耗双控到碳排放双控，中国用十余年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现代化新路，印证了理论创新的实践价值。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共同利益、长远利益的高度共谋全球永续发展的生态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生态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面向未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在发展与保护间寻找动态平衡，既守住“安全边界”，又释放绿色红利。一方面，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整体保护、浙江安吉林下经济等案例，展示“生命共同体”理念落地；另一方面，以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牵引，推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协同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经验。由此，一个兼具科学性、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正在形成，并成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坐标。

　　承古开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

　　中国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孕育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取用有节”等生态智慧。先民以顺应节律、适度利用为基本原则，形成了敬畏自然、珍视资源的文化基因。然而，这种植根于小规模、低强度的生产方式，一旦进入工业化大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就难以应对生态赤字、气候变化等系统性危机，亟须在新的理论框架下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强调自然的整体性与人类实践的双向作用，为古老智慧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支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此为桥梁，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文明片面追逐物质扩张、割裂人—地关系，必须通过文明范式转换，重建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与此同时，他还对传统生态理念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把“顺应—敬畏”升华为“保护—发展”，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明确经济活动必须约束在自然承载力之内；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赋予古老智慧以现代价值；通过“四个重大转变”“五个重大关系”深化对生态文明规律的认识，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内涵。

　　理念的现代激活最终落脚于制度与实践。国土空间“三条控制线”、生态保护红线把“以时禁发”的节度观念精细化为刚性约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把“道法自然”扩展为系统工程；把“取用有节”转译为市场激励与共享机制，并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碳汇交易、生态补偿等政策工具，提升绿色发展的可持续性。

　　建设生态文化是时代变革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个人碳账户等激励机制，正把爱绿护绿从理念内化为价值观、外化为生活方式，汇聚起全民共建共享的绿色合力。通过建立具有约束力的环境义务规范，并将生态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新时代中国正在不断彰显从“控制自然”到“共生共荣”的生态文化价值。

　　范式跃升：构建中国生态文明的自主知识体系

　　当代生态危机暴露了工业文明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局限性：以GDP为唯一尺度，把自然简化为可度量的商品，最终使“物质最大化”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马克思早已提醒，人类改造自然若突破承载极限，必遭“自然的报复”。今天，这一逻辑体现为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系统性风险，但主流经济学难以解释这些“外部性”失衡，亟须新的文明范式与理论框架。

　　每个时代的人们对自然的理解和态度具有各自的特征，文明范式变革涉及生产生活方式、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念等经济社会全面系统转型，形塑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共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基点，提出重构两大关系：一是把人从凌驾自然的中心主义中归位，尊重、顺应、保护自然，划定“自然安全边界”；二是把发展的目的从单纯财富扩张转向“人民美好生活”，让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此基础上，这一思想逐步形成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明价值准则，以“双碳”目标提供实践路径，以系统治理、法治保障、科技创新和全民行动构成方法论矩阵。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坚持将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力实现从传统经济到绿色经济的重大转型，并在对生态产品及其价值实现机制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道路。安吉“两山”转化模式将山水景观转化为千亿、万亿元级别的绿色产业；全国碳排双控新框架成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探索“增绿不失速”的政策样板。中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为绿色转型提供稳定性与持久性，也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了超越工业文明的新范式。

　　机遇共享：为全球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当气候变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三重危机相互叠加时，全球生态公共产品既面临“供给不足”，也遭遇“过度消费”。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把绿色转型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底色，既为国内高质量发展拓展了空间，也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大国责任与担当。面对生态危机给全人类带来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公约，主动承担同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适应的环境治理义务，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实施全面绿色转型行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摒弃以牺牲环境换取一时发展的短视做法，同时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方向，抓住绿色转型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和行动，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和“含绿量”显著提升。世界银行指出，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在十年间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其中很大一部分归功于中国创新、中国制造和中国工程。特别是中国一大批太阳能、风能和水电等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能源转型贡献了中国技术、中国产品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倡导基于各国国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起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合力，在理念与行动上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新视野，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